核心提示：

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。

我市集大城市、大农村、大山区、大库区于一体，丘陵山区农村居民居住分散，治理网格单元较大，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，增加了乡村治理的难度。为此，近年来，我市探索出“院落微治理”机制破解这一难题。日前，这一机制入选第五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、全国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优秀案例，纳入全国涉农干部培训专题教学案例。

我市“院落微治理”机制为啥能成为全国学习的样板？连日来，记者走进垫江、巴南、荣昌等区县进行了采访调查。

▲巴南区麻柳嘴镇平桥村张家湾院落内，正在开展村民讲理活动。 受访者供图

3月30日一大早，初春的垫江县沙坪镇毕桥村，乍暖还寒。

张英拿了件棉袄披在蒋克荣的身上，叮嘱道：“妈，这几天降温，一定要多穿点！”。

“老辈子，有这么孝顺的女儿，真享福！”过往邻居路过，纷纷投来羡慕的眼光。其实，张英并不是蒋克荣的女儿，而是她的儿媳。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眼前这对关系融洽的婆媳，前些年处得并不愉快。

变化从何而来？

党建统领

让村党小组参与院落治理

“她不照顾我也就算了，还不让我上儿子那里去住！”

“她不爱干净，啷个跟我们住得到一起嘛！”

去年3月的一天，毕桥村一社箩篼湾一处院落，村民蒋克荣拉着儿媳张英来到“老黄说理堂”，吵着嚷着要找乡村治理党小组组长黄练评评理。

见状，黄练把张英拉到一旁，劝慰道：“人都是要老的，你到了她那个年龄也是一样的，你的儿女看你现在不管老人，将来儿女也不管你，你咋办?”张英面红耳赤，低下头默不作声。

▲黄练(左五)在“老黄讲理堂”为村民化解矛盾纠纷。通讯员 龚长浩 摄

接下来，黄练又对另一旁的蒋克荣说：“你也年轻过，也跟父母因为小事吵过嘴。你现在老了，也要想想自己年轻气盛的时候，都是小事情，睁只眼闭只眼就把日子过了。”

短短几句话，黄练就平息了一场纠纷。

毕桥村由两个村合并而来，人口多，人际关系复杂，像蒋家那样因为婆媳关系不和的事时有发生。“作为村干部，我们也想第一时间调解村民之间的矛盾，但由于人手少，加上村干部年龄偏大，处理起来有些吃力。”村党总支书记章开明说。

“何不发挥党小组的作用？”有党员建议。

很快，一场以党建为引领，探索建立基层矛盾处理机制的专题会在毕桥村召开。会上，章开明按照党员建议，提出了解决方案：村党总支下设5个党支部，党支部再下设乡村治理、乡风文明、社会治安等12个功能性党小组。每个党小组都吸纳一批老党员、退役军人等加入，这样一来，党组织得到了加强，解决了人手少、精力不足的问题。

黄正华是一名老支书，在当地威望高，擅长调解工作。2019年，在村党总支的建议下，老黄“返聘”到乡村治理党小组工作，而且担任了组长，在自家院坝建起了“老黄说理堂”，负责调解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。三年后，因黄正华年事已高，乡村治理党小组长由黄练接任，负责“老黄说理堂”的纠纷调解工作。

“协调矛盾主要靠打好感情、乡情、亲情‘三张牌’。”说起调解“秘诀”，黄正华说，村内矛盾纠纷多为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但一些村民爱面子、认死理，为争一口气，容易把小事酿成大事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。“有党小组出面，两头做说服、安抚工作，矛盾就去了一大半。”

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，重庆有9000多个村落，7万余个村民小组，乡村常住人口超900万，如何让乡村治理更有效？我市其中一项探索是：发挥党建统领作用，让村党小组参与院落治理。

具体而言，就是通过“党建扎桩·治理结网”党建统领基层治理现代化改革，构建起“干部工作在群众中、群众活动在集体中、组织扎根在乡村中”的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新格局，不断将基层党组织的“桩”扎进院落里、将治理的“网”结到村民身边。

主动参与

村民的事自己说了算

今年2月，巴南区麻柳嘴镇平桥村张家湾院落内，数十名村民齐聚一堂，领取洗衣粉、大米、牙膏等积分制奖品。

▲巴南区麻柳嘴镇平桥村张家湾院落内，开展积分兑换礼品活动 受访者供图

“你好，肖孙不在家，奖品我帮他代领。”村民肖复金对工作人员说。肖复金提及的肖孙，是他的堂弟。放在过去，两人的关系可没有这般融洽。

2023年6月，一场大雨冲垮了二人房屋中间的废弃猪圈，两家的后檐沟被泥沙堵住。

“猪圈是你在管理，现在垮了堵住我家的管道，搞得厨房都用不了！”肖孙气冲冲地跑到肖复金家，想要讨个说法，让对方负责清掏。

肖复金对此予以否认，两人因此大吵起来，决定去小院议事亭评评理。

小院议事亭，是平桥村打造张家湾“巴适小院”后，建立的村民议事协商平台。2023年，巴南区启动“巴适小院”创建工作，通过细化治理网格单元，缩小治理服务半径，丰富治理方式手段，引导群众参与乡村治理，平桥村便是试点之一。

村民余元珍是张家湾“巴适小院”的院长，肖复金、肖孙之间的矛盾纠纷，由她出面进行调解。

“你们既是兄弟，又是邻里，别伤了和气。”余元珍指着小院议事亭对面的文化墙说，上面印有村民共同制定的院落公约：讲道理，不吵架，不扯皮。

二人的情绪逐渐平静，开始说明矛盾的由来。

原来，这间猪圈是肖复金的大哥肖复明所有，肖复明搬离院落后，肖孙便误以为是肖复金在管理。

情况说明后，余元珍劝导两人各退一步，同时召集院内村民，帮助两人清掏堵住的后檐沟。最终，这对兄弟握手言和。

“以前大家扯皮找政府，自从打造‘巴适小院’后，村民就有了小院议事亭这个说理的地方。”平桥村党支部书记周荣玲说。

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，为激发群众自治内生动力，我市创新建立“三事分办”治理机制，即“大事”政府牵头来办、“小事”村组协商共办、“私事”引导群众自办，把群众真正调动起来，并设立群众议事厅、百姓说事点，探索推行了“清单制”“积分制”“院落制”等乡村自治形式，实现了小事不出院落、大事不出村。

如今，全市行政村积分制运用覆盖率在90%以上，并通过探索“院落说事”制度，让村民的事自己说了算。

院落“智治”

让数字“多跑路”群众“少跑腿”

前不久，荣昌区直升镇万宝村椒香小院，村民刘眼国用手机扫描墙上的二维码，提醒村上的保洁员清理垃圾箱。“家门口的垃圾箱满了，可以用小程序一键上报。”刘眼国说。

刘眼国所说的小程序，是万宝村打造的数字乡村治理平台——“小院家”。2023年7月，万宝村“小院家”小程序正式上线，开设了“爱环境”“找活干”“帮我卖”“换积分”等多项功能板块，让村民积极参与万宝村各项公共管理事务，并利用该平台帮助村民卖产品、找活干，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基层治理。

万宝村党总支副书记高美告诉记者，“小院家”上线后，村民只要将村上堆满的垃圾箱图片上传到小程序，就会有人来打扫。而完成垃圾打扫任务的村民，可以换取积分，然后用积分在平台或者村里的积分超市兑换洗衣粉、牙膏等生活用品。

“我们把‘小院家’与‘积分制’结合，打造出多个乡村智治场景，引导村民积极参与村上事务。”高美介绍，除了开展环境卫生治理外，“小院家”还会发布村上组织的各项活动。

例如，在去年端午节，万宝村在“小院家”上发布了庆端午活动，组织志愿者宣讲端午文化，为村民发放糯米、粽叶包粽子。此外，该村还会在小程序上定期发布“村庄清洁日”“志愿助农忙”等活动，参与活动的村民都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。

高美介绍，获得的积分除了换取生活用品外，村里还会根据积分排名制订积分榜，激发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。

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，近年来，我市已打造“小院家”“巴小智”“爱大足”等乡村智治应用场景，用数字化为乡村治理赋能，让数字“多跑路”、群众“少跑腿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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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话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教授、重庆市基层治理共同体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斌：

让乡村善治成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

近日，围绕丘陵山区如何推进乡村有效治理这一话题，记者与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教授、重庆市基层治理共同体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斌进行了对话。

重庆日报：当我第一次看到“院落微治理”这项经验时，我立即想到了城市社区治理中的“网格化”管理。这两种治理方式都是把管辖区域进行细分后再进行管理，它们有哪些相似的地方，又有什么不同？

王斌：“院落微治理”与城市社区“网格化”管理的本质是治理单元下沉与居民自治的激活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“院落微治理”与城市社区“网格化”管理确实存在一定的借鉴关系，但两者在具体实践和应用场景上既有相似之处，也有显著差异。

相同的是，两者均通过细分治理单元实现更精准的服务，均强调党建引领，整合多方资源，均以解决基层实际问题为目标，整合政策资源和社会力量。

不同的是，在政策整合与社会动员方面，网格化管理更注重自上而下的政策整合，院落微治理更强调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；在治理主体方面，网格化管理依靠专业化的网格员队伍，而院落微治理更强调“乡土能人”作用，如院落长通常由老党员或致富带头人担任，依靠个人威望和在地经验推动治理。

重庆日报：“院落微治理”之所以成功，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符合重庆乡村的实际情况。那么重庆乡村的实际情况是什么？乡村治理又面临怎样的难题？

王斌：我市乡村幅员面积广阔，但与此同时存在丘陵山区库区群众“小聚居、大分散”的特点，同时农村“空心化”现象突出、网格治理单元较分散、农民群众参与治理程度不高、村级组织服务管理较薄弱等问题。

这样的现状势必会给乡村治理带来一定的难题，当前主要挑战是治理资源不足与自治能力不均衡，主要表现为一些偏远地区由于乡村人口结构问题和投入问题，造成院落缺乏资金和专业人员，导致治理项目难以落地。

重庆日报：除了“院落微治理”，我市还有没有一些行之有效的乡村治理方法？

王斌：除了“院落微治理”经验被全国推广学习外，我市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，还形成了多种创新且有效的治理模式。这包括“清单制”、“积分制”、党建引领与三级联动机制、开发数字化平台提升治理效率、“微改造、精提升”改善村容村貌、引进专业管理人才带动乡村产业发展等。

一言以蔽之，重庆通过“四治融合”（德治、法治、自治、智治），结合清单制、积分制、数字化等手段，形成了多层次、多维度的乡村治理体系。这些方式不仅提升了治理效能，还促进了产业发展和乡风文明，为全国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。

重庆日报：我们知道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需要统筹推进乡村发展、乡村建设、乡村治理，乡村治理究竟该如何做到与前两者的有机结合？

王斌：乡村治理与乡村发展、乡村建设的有机结合，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路径。三者协同推进需要系统性思维，通过制度设计、资源整合和模式创新，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。

比如，贵州“村BA”赛事通过搭建数字化治理平台，将体育赛事管理、文旅产业运营与村民自治有机结合，形成文化治理带动经济发展的新模式；浙江安吉余村通过空间规划调整推动产业转型，同步修订村民公约形成生态保护长效机制，实现环境治理与绿色经济双赢；浙江象山"村民说事"制度赋予村规民约动态调整机制，既传承孝亲文化又规范民宿产业发展……

这些实践表明，只有当治理体系能够有效承载发展诉求、化解建设矛盾、规范利益分配时，乡村振兴才能真正形成可持续的内生动力。

记者 赵伟平

来源：新重庆-重庆日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