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年是世界贸易组织（WTO）正式成立三十周年。1994年4月15日，123个成员签署了《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》，建立WTO，1995年1月1日正式开始运作。
4月10日，WTO在日内瓦举行了成立三十周年的庆祝活动。活动期间，瑞士、新加坡等41个中小规模经济体共同发布了“多边贸易体制之友”倡议。倡议指出，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，包括全球供应链中断和保护主义抬头，呼吁各方重申对WTO规则的承诺，维护贸易开放。
中方代表表示，当前国际局势动荡更凸显WTO的核心价值。美方对包括中方在内的WTO成员滥施关税，中方采取了坚决反制措施，既是为了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，也是为了捍卫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公平正义。
对于特朗普政府的“对等关税”措施，WTO总干事伊维拉也发表声明表示，国际社会必须共同维护国际贸易体系的开放性。“WTO是重要的对话平台，在合作框架内解决这些问题至关重要。”
今天，面对特朗普政府的“关税炸弹”，重新审视WTO的意义和价值显得更加必要。为此，南方周末对话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国华。
杨国华教授1996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，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（现商务部）条约法律司工作了18年，先后担任条法司WTO法律处处长、条法司副司长，是中国驻美大使馆知识产权专员。工作期间，他参加了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和涉及中国的WTO争端解决案件处理，2014年开始，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任教。目前，是WTO“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”（MPIA）仲裁员，也是WTO上诉仲裁第一案“土耳其药品案”仲裁员。
杨国华教授亲历了WTO的黄金时代，也见证它受到重创。他形容是“失去方觉珍贵”，但依然相信WTO倡导的规则和价值，因为“那是国际经贸交往的客观需求”，以及，“是非判断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”。
2025年是WTO成立三十周年。图为直布罗陀海峡的货船。视觉中国/图
南方周末：在特朗普政府发布“对等关税”后，中国在WTO对美国提起了诉讼，但WTO上诉机构在2019年已经停摆，目前的上诉机制在怎样运转？
杨国华：WTO上诉机制是人类社会第一个政府间的争端解决上诉机制。1995年成立之后，审理了一百多起案件，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了重要保障，为国际法治提供了重要实践，为国际法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，通过阻挠上诉机构成员遴选和连任的手段，使得上诉机构7名成员的人数逐步减少，直至2019年底由于不足3名成员而不能接收新案件，上诉机构停止运作。
上诉机构被破坏，WTO争端解决机制看起来完了。但我说不是。WTO争端解决机制一直在发挥作用，2020年以来就受理了44起案件，并且有些专家组作出的裁决已经生效。不仅如此，2020年4月30日，中国、欧盟及其他17个WTO成员共同建立了MPIA（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）。WTO的166个成员中有54个成员加入了这一机制。欧盟与中国是上诉仲裁积极的推动者和创建者。我是WTO的上诉仲裁员，目前，我们用得很好，已经有两个案子用过。
比如：关于土耳其和欧盟药品的贸易争端，是我和另外两个同事作为仲裁员，在2022年审理的案件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欧盟是原告，而土耳其并不是上诉仲裁机制的成员。但上诉机构不存在了，所以他们用了上诉仲裁。这个案件已经审结，土耳其败诉，最后也执行了裁决。
WTO的166个成员，不讲美国，讲其他成员之间，都可以用，这个机制是开放的，即使你不加入上诉仲裁机制，也可以，土耳其就是例子。所以说，WTO一个很重要的职能——争端解决机制是在发挥作用的。如果说，现有的机制你不用，还说上诉机制已经没有了，这是不太符合事实的。
南方周末：这个阶段，在WTO看起来有点沉寂的当下，中国对美国提起诉讼有什么用？
杨国华：现在中国和加拿大等都在告美国加征关税，美国确实可能不会搭理你。2018年，美国在第一轮加征关税时，中国就告过它。2020年9月，WTO非常明确地裁决说那是违法的。当时是特朗普的第一届任期，美国当时就说，要上诉。这很恶劣的，上诉机构已经被你毁了，你自己把法院拆了，又说要告到法院去？！
那现在告他有什么用？首先，国际组织判你违法，是有国际舆论压力的。美国支持特朗普者从个人利益出发，觉得支持加税，但是，如果你告诉他，有一个国际组织判他违法，而且这些规则是美国当时自己定的。这个时候，即便你有利益，是不是也有最基本的是非观？如果没有WTO的诉讼，可能就变成了我说你美国违法，美国就说我不违法，“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”。
第二，这个诉讼即使最后不能生效，但依然有它的作用，那就是是非判断。不能说，现在主要是靠实力说话，是非不重要、是非没有用。这也是WTO的作用之一，作出是非的判断，这依然是很重要的。
此外，向WTO提起诉讼不仅是寻求法律救济的手段，更是一种表明遵守WTO规则、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立场宣誓。
清华大学教授、WTO上诉仲裁员杨国华。受访者供图
南方周末：从关贸总协定到WTO，经过了这么多年，走到今天，WTO的很多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破坏了，怎么理解它在今天的价值？
杨国华：WTO当今的作用，我比较认同WTO总干事伊维拉在“对等关税”出来后的两次讲话。伊维拉说，在全面加征之前，全球有80%以上的国际贸易是遵守这些规则的。特朗普上周宣布所谓的“解放日”后，目前是下降了6个点，那也有74%以上的贸易是按照WTO规则来的。
什么规则呢？就是最惠国待遇、国民待遇和约束关税等。我们跟欧盟之间，就没有打贸易战，除了电动车，那是单独的。我们和其他成员之间也没有打，都是跟美国打，美国打别人。
我特别还想说一点，166个成员之间，没有规矩可以吗？像现在这样整天打乱拳吗？当然不能。国家之间也得有规矩，这就是法治。
落实到WTO，世界贸易量这么大，做生意当然应该有规矩。比如，不能随便提高关税，得有确定性，2%就是2%、3%就是3%，大家谈，谈出来多少就多少，不能随便提高。不能说对中国是100%，对欧盟是10%，这违反最惠国待遇。然后是国民待遇，不能说进口的苹果手机加税，华为手机不用加税。还有，不应该有数量限制，例如每年只能进口100万辆小汽车，不能多。
你可以说WTO不好、不行，那要弄一个行的出来，一定也是一个法治的、有规矩的机制。所以，从这个角度讲，我想强调，WTO、多边贸易体制，不是谁强加于谁的，它是一种客观需求，是国际经贸交往的客观需求。需求产生供给，所以WTO不会关门。我们圈里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：即使WTO关门了，大家也得建立一个像WTO这样的组织。
南方周末：你经历、见证了WTO发挥更大作用的时期，现在会不会感到遗憾？
杨国华：我现在回忆起十几年前，中国加入WTO十周年的时候，真是黄金时代。黄金时代的意思是说，大家都按规矩办事。有分歧就起诉，你告我、我告你，美国告我们很多，我们也告他们。那时我觉得社会就是这样了，大家按规则办事。套用著名政治学家福山的名言——“历史的终结”，可以说，当时我认为WTO就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的终结。这个终结，指我们进入了最好的状态。至少在国际贸易领域，康德所谓的世界主义、天下大同的理念实现了，后来才发现它是那么脆弱。
这大概叫失去方觉珍贵。过去大家习惯了法律、习惯了这套规则，认为它理所当然，结果现在把它夺去了，才知道不能这么干。像小孩吃棒棒糖，觉得理所应当，有一天棒棒糖被别人抢了，他才意识到，棒棒糖很珍贵的。
现在，WTO的规则被无视，确实受了重创。但即便WTO没有了，也得有另外一个比它还好的东西。一定也是以规则为导向，不可能是丛林法则，因为这是不可持续的。
需要强调的是，除了特朗普政府之外，其他成员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，很多成员都在积极努力，开头你提到的“多边贸易体制之友”倡议、中国的发言、WTO总干事讲话，都是很好的例子。多边贸易体制一定会在的，但也需要无数人的不懈努力。
我觉得我的本职工作教学和研究，甚至是这样的访谈和公众号发声，都是在作点滴贡献。你问我是不是对今天的状况感到遗憾，是感到遗憾，但我也觉得应该为之付出努力。
南方周末：WTO陷入今天的处境，你觉得是一种必然性吗？
杨国华：怎么样理解它走到今天？简单地说，偶然性与必然性兼有。
必然性，指很多时候的盛极而衰，经历了特朗普一届和新的二届政府，我也在从历史的周期性去理解社会的发展，包括国际组织的发展。
它是有这样一个波动、波浪的状态。刚建立时，大家期待很高，它可能做得很好。时间长了，再好的事情，负面的东西也显示出来了。比如WTO，1980年代，我们看到全球化是好事。时间长了就发现问题了，特别是一些以美国为代表的制造业空心化的问题出现了，所以大家开始反全球化。
但现在好像被特朗普政府又弄到谷底了。大家觉得，这样也不对。那过一段时间，可能又慢慢往回走，可能下一次走得会好一些。但从规律性的角度来讲，它可能永远是这样的动态平衡。这是我想说的一个规律性、必然性。
然而，我认为现在经历的事情，包括WTO遇到的问题、美国遇到的问题、中美关系的问题，却是一个偶然性的问题。
不是说由于现在是谷底，那这个谷底就是必然的。历史的那种波浪形发展，从宏观角度，时间拉长可能是对的。但是，什么时候、什么点上要往下走，什么时候是谷峰，什么时候是谷底，那个东西的出现是偶然的。
就像天气预报，说北京周末有大风，大家不要出门。是不是意味着你家那个小区就有那么大的风？不一定的。
我觉得特朗普政府的出现，就是一种偶然性。一个人一个星期前，当着全世界的面，信誓旦旦地说要加征关税，把美国几千亿的股市市值都蒸发掉了。一个星期后，跟没事人一样说撤了，要推迟。
在特朗普宣布对部分国家暂缓关税的几分钟前，他的贸易代表贾米森·格里尔正在国会山为特朗普加征关税的“好处”辩护。这个时候他的助手给他看手机，说总统已经宣布暂停了，国会议员就问，你知不知道这个事儿？他说，我刚看到。议员问，你还继续给他辩护吗？尴尬到难以想象的程度！
既然是偶然性的，那么并不意味着WTO就应该受到这么严重的打击。
南方周末：关税战没有赢家，为什么它还能反复成为政客们的武器？有那么多的支持者？
杨国华：我特别敬佩一个人，克鲁格曼。他75岁了，是国际贸易理论的专家，也是2008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。他分析，支持特朗普政府的是两类人，一个是“红脖子”，就是美国副总统万斯《乡下人的悲歌》书中讲的那些人：他们很忙，生活确实有点艰难，为了谋生，没有时间天天想这么多东西。当有一个人站出来，说我要保护你，给你带来利益的时候，他就简单地相信了。关税是什么意思？收钱。他卖给我东西贵，我卖给他的东西便宜，我能多卖是吧？这谁都能懂，所以这个就会被用作贸易保护主义、民族主义的口号。但其实，老百姓跟着起哄，到最后，最惨的还是自己。
还有就是一些大的企业家，这些人在这一轮贸易战中，赚了太多钱，他们不傻，他们有时间，也有战略，他们也明是非，但他们可能希望看到这样一个局面，股市大起大落，商机无限，在这个过程中那些亿万富翁是赚大钱的。
怎么解释这两类人在一块的这个现象呢？有一个答案，就是人性。
人性存在这样一种弊端，比如只看眼前利益，不管别人利益；自私自利，容易被忽悠等等。大众心理的发展，有无数历史经验证明这一点。
此外，还有极少数所谓的经济学家为特朗普关税提供理论辩护。如果从人性的角度看，有的人不会因为他专业、权威，就做出更好的事情。他可能会做更坏的事情。这在我们眼前就发生了。
南方周末：如果说，人性的走向是这样的，你会因为找到这个答案感到更加悲观吗？
杨国华：这时候就可以讲中国智慧了，中国的古话叫“上天欲其灭亡，必先令其疯狂”。它越这么折腾，越会让更多人看到本质。隐藏得越深，反倒危害会越大。暴露出来以后，我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支持率会下降。看到这个以后，我是更乐观的，而不是更悲观。
南方周末：胡佛100年前的关税战和今天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战相比，有何不同？
杨国华：胡佛宣布加征关税以后，其他各国也加征关税，加剧了经济的衰退、大萧条。之后的二战都是有根源的。但他们有一个重大的不同。胡佛加征关税时，全球已经出现了大萧条迹象，大家在想怎么办？这时，有人给胡佛出主意，把门关上，你加关税，不要让别人进来。
就是说，当时世界经济真的出现了问题，要解决衰退。是有了病，有人给了个药方。结果证明，这个药方加速了病情发展，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，这已经是历史定论。
而今天，克鲁格曼认为，逆差、就业问题另谈，美国经济整体是好的。这时，特朗普政府却说，它有病要让它吃药，这是一个最核心的区别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加征关税是没事找事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
我认为，这场贸易战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，不是说他撤了，就没事了。这是后话。
南方周末：你判断最终的走向会是怎样的？
杨国华：这两天我也看了很多国外学者的分析，他们的视角可能更客观。对于将来会怎么样，中国能不能打得赢，他们觉得，目前这种剑拔弩张、针锋相对的状态，最后肯定是中国胜的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，中国有整个产业链、制造业方面的经济实力，中国是可以扛得住的。我也比较赞同这个分析。
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梁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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